2月20日，医院药学部中药房，药师在配置中药颗粒。甘肃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建立了中西医结合联动工作机制秦倩王庆其
“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说。
泰国公共卫生部医疗服务厅厅长颂萨则表示，“泰国也将考虑在适宜情况下尝试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病患。”
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层面的肯定，“中医急诊尖兵队”成为抗疫前线一道特殊风景。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
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主任委员、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在这两个月的过程中，用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办法降低病死率的经验，已逐渐形成。
再一次，中医打破了“慢郎中”这个传统印象。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不能治疗急症、危重症。而实际上，历史上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往往以急症，尤其是急性、烈性的传染病的暴发为契机，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而最近百余年来，中医急症理论的“萎缩”则是近代化的产物。如果以传染病为线索，探寻人类战疫历史进程中被掩盖的声音，或许不难发现，所谓“中医治慢、西医治快”的固有认识，乃是一种真实和建构的混杂。
历史久远
回顾历史，在一个具有一定活力的社会中，灾难激发机制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像瘟疫这类急性、重大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人口损失、经济崩溃、社会失序的同时，也会刺激和触动医学的完善和突破。中医学历史上几次大的学术飞跃，都与同时段疫病的流行，与中医药用于治疗急症、危重症有关。
据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代表作《瘟疫与人》记载，公元2世纪和3世纪，在中国出现了两大类疾病，并引发两次特别突出的大规模死亡。第一次对应的是张仲景时代。“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也说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治疾病多是伤寒这一急性热病引起的危急重症。
如果说中医临床学来源于张仲景，那么急救医学就是他理论的核心，急救医学也就是中医临床学起源的根本。百年后，新的烈性瘟疫“虏疮”（有说是天花或者麻疹）再袭中土，葛洪撰写了《肘后备急方》。此书可以说是中医第一本急救手册，汇集了各种治疗危急重症的单方、验方。其中一些治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就是受书中鲜青蒿榨汁治疗疟疾的启发，发现青蒿素并改进其提取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再比如明清鼎革之际，瘟疫横行，吴又可著《瘟疫论》，提出温病学说，把中医治疗外感热病急症从理论到临床推进了一大步。终清一朝，在江南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善治热病的医学大家，不仅中医急症临床思维臻于完善，还针对温热病过程中常见的高热、昏迷、抽搐、出血、厥脱等急症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法则，同时也出现了像安宫牛黄丸这类被公认为可救急解危的有效良方。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安宫牛黄丸、紫雪散也入选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可以说，在清末现代西医学广泛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一直是社会中防治疫病和治疗急症的主力军。而且与同时代的西方医学相比，中医自古以来就对许多急症治疗和慢性病调理有显著效果，优势明显。
“萎缩”假象
不过，与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理念相比，对待烈性传染病这类急症，传统中医学虽然在上古时期《黄帝内经》中就确认了预防的重要性，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但后世中医学主要还是重在治疗，预防也重在个人“养内避外”层面。与当代产生于西方的传染病防控理念，也就是重视公权力主动介入，进行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明显不同。
到了20世纪，一方面西方卫生防疫体制东渐，“预防大于治疗”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防疫观念。同时，中国也被纳入国际传染病防控体系。当时，现代医学在急症上的治疗水平并不乐观，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磺胺药和青霉素进入临床，年代人类开始规模化生产和应用疫苗，现代医学预防和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水平出现划时代进展。
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经济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中医在20世纪中叶前仍是大多数中国人治疗疫病和急症的第一选择，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医家，如上海的丁甘仁、曹颖甫、张骧云、严苍山等，均以善治急性热病而驰名海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在运用中医中药治疗急症方面都取得过可喜成果。如重庆治疗感染性休克，天津、遵义对急腹症的研究，上海治疗高烧及感染性疾病，天津抢救“三衰”（心衰、肺衰、肾衰），河北石家庄治疗乙脑等，都取得了好的疗效。
及至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典的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同时，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迅速，随着现代医学对临床急症救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处理方法，中医在急症治疗中的参与逐渐萎缩，很多中医人也就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慢病防治，忽略了中医真正的优势在急危重症，以致在国人印象中，中医成了“慢郎中”。
重新认识
德国病理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鲁道夫·魏尔啸说，“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就是医学罢了。”换句话说，中医学的兴替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后，为重新发皇中医学术，国家选择以中医急诊为突破口。
首先是中国中医药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成立伊始，便在上海召开了第一个中医学学术会议——全国中医急诊学术会议。年1月，原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急诊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几点意见，决定成立七大急症协作组：外感高热（分南方组、北方组）、胸痹心痛、急性胃痛、厥脱、中风、血证和剂型改革。
之后又陆续成立了多脏衰竭、痛证等共11个中医急诊研究协作组。年以来，以这些急症协作组为龙头，经过大量临床和实验室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包括基于急性热病、急性中风研究的清开灵注射液，基于厥脱证的参附注射液等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有赖专业学术期刊和学会的设立。其间，重庆中医研究所先后承办《中医急症通讯》《中国中医急症》杂志。年1月3日，中华中医学会急诊分会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永炎担任首任主任委员，后续主任委员包括晁恩祥、王融冰，以及此次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
医学的生命还在于临床。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11家医院建立了中医急症诊疗中心，年又确立了21个中医、中西医急诊临床基地建设单位。医院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急诊科，大部分属于一级科室，有的下设急诊室、留观室和重症监护室（ICU），目的也是拓展中医急症临床。
无论对于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急诊医学都属于一个新兴学科，发展最快的也是近20年。急诊医学和其他专科不同，不按脏器，比如心、肝、脾、肺、肾、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等进行疾病分类，而是按病情的急、重、危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急症即时处理，重症留观，危重症进行密切监护。
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急症和重症方面，都有各自的方法和优势，而危重症目前无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也都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治疗上相对是个空缺。在这方面，中西医结合则往往容易提高临床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危重症患者急性呼吸衰竭（ARDS）进展较快，危及病人生命。中医对急性呼吸衰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呼吸衰竭如果危及病人生命，需要进行机械通气，上呼吸机。但是上机以后，会出现其他问题，像人机抵抗、脱机问题、感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身是机械通气不能解决的，甚至还可能因此导致机械通气失败，病人死亡。
针对这些情况，在此次新冠肺炎诊治过程中，就采取了MDT（多学科团队协作）治疗模式，以发挥中西医协同作用。尤其在重症和危重症病人治疗中，就贯彻了以西医为主，中医配合，一人一策，一人一法，尽早使用中医药的原则。
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从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转化的概率，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率，三是积极参与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四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应该说，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的“扶正祛邪”在解决“内闭外脱”，帮助人机对拍，或者缩短上机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帮助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提高氧合水平，降低病死率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医急症以专科急诊为突破口，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贸易和旅游的高速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一方面一些传统传染病死灰复燃，比如耐药性结核；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烈性新发传染病，像非典、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此次新冠肺炎。对于临床出现的耐药菌株，尤其是一些重症感染患者抗生素不良反应、二重感染等问题，西医学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目前临床发现，中医的介入能一定程度改善二重感染和不良反应问题。
对于新发烈性传染病，年前，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很难早期参与救治，即使在医院里，中医专家也较难实质性参与。在非典期间，中医推出了连花清瘟这一治疗病毒感染疾病的药物，对抗击非典发挥了作用，证明中医药对于未知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有有效方案。当年，中医药防治突发急性传染病便被纳入中医急症重点研究范畴。
年，中医药应对普通型甲型H1N1流感创制金花清感颗粒，并用循证医学高级别证据证明了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与奥司他韦等同，也说明中医药治疗急症的有效和在当代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
人命至贵，医学的终极目标不外乎挽救生命和缓解痛苦。无论是哪一目标，医学核心都是急诊和急救。过去，治疗危急重症始终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医急症在近百年来有所衰退，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然而时势也造就新的契机。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中医和西医各有短长，在治疗急危重症上，合则双美。当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急症医学体系，亟待构建。
（秦倩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研究员；王庆其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
来源：年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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