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当地时间年10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夫妻档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一同出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记者会。来源：视觉中国
文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迪弗洛：诺奖夫妻档
阿比吉特·巴纳吉于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虽然巴纳吉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却是从小就见过穷人们“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小时候的他经常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经常输掉自己口袋里的玻璃弹珠。由于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他很早就是一个贫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学时，巴纳吉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这也是他父亲任教，并且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地方。年，他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于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之后，巴纳吉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的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
在攻读博士期间，巴纳吉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在经济学界，马斯金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专家，并因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还要源于他的中国弟子们——清华大学的前任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重恩，苏世民书院前院长李稻葵，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都曾是他门下的弟子。
作为马斯金的高徒，巴纳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论化的。在这一时期，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用博弈论分析“羊群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钻研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不过，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巴纳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理论性的。直到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太太迪弗洛开始合作，巴纳吉才逐渐开始将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并将自己的研究场所从安静的象牙塔转回到了自己童年时就曾经熟悉的贫民窟。有人说，如果发现一个男人突然成长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个女人。这句话放在巴纳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巴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于年生于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在迪弗洛幼年时，她的母亲经常参与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计划，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本科时期，迪弗洛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远赴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调研。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正在为俄罗斯政府担任顾问的“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Sachs）。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要在满足自己学术理想的同时，又能真正有所作为，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迪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年，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也就是现在的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巴纳吉。在巴纳吉的关照之下，迪弗洛的学业很顺利。年，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按照惯例，美国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毕业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巴纳吉帮的忙，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迪弗洛自己的实力使然——不要说巴纳吉当年有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想，以他当时的资历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决策。通过和巴纳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学术成果卓著。凭借这些结果，她仅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的获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年，迪弗洛年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只奖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后获得了诺奖。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巴纳吉和迪弗洛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年。由于种姓的约束，巴纳吉并没有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直到年，他才成功离婚，并迎娶了迪弗洛。由于两人曾经是师生关系，并且还夹杂了婚外情的桥段，所以很多人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段婚姻颇为诟病。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人传出恋情，事实上已经是迪弗洛毕业后多年的事情，因此这段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什么师生恋。此外，如果从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影响和帮助来看，我个人倒认为迪弗洛对她原本的导师巴纳吉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巴纳吉原本的学术传统来自于马斯金，是习惯于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作为导师，他指导迪弗洛的也是这个套路。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两人的发表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的最初，两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论化的，而与此同时，迪弗洛却已经开始独立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问题。根据这点，我认为迪弗洛对于实验方面的开拓应该不是受巴纳吉影响所致，对她在这方面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间的另一个导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Angrist），然而她又转手用这些影响了巴纳吉。从这个角度看，迪弗洛并不是巴纳吉阴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应该是帮助巴纳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寻找O环的人
与前两位诺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于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后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的“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GatesProfessorofDevelopingSocieties），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雷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大热门。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他的学生却抢了先，不知道巴罗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
受巴罗的影响，克雷默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环理论》。这篇论文的视角非常宏观，分析工具则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和他后来斩获诺奖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事实上奠定了克雷默后续工作的精神基础。
什么叫O环呢？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克雷默借用了这个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论中。
在论文中，克雷默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每一个生产的参与者来说，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务，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好像要让一个航天器成功发射，光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还不够，O环的质量也可能造成关键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和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来合作，每一家高生产力的企业也都会尽可能选择那些高生产力企业扎堆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高生产率企业与低生产率企业的彼此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些关键的发展环节上存在着瑕疵，那么它就很可能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发展资源，从而陷入不发达的陷阱。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讲，就是细节有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路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己学术传统的背叛，但仔细想来，他其实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成败可能被一个像O环那么小的东西所影响，那么如果可以找出这个O环，把它的质量搞好，不就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帮助穷人走出贫穷了吗？本着这一理想，克雷默开始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找寻这些O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年时，杰弗里·萨克斯——对，就是建议迪弗洛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书《贫穷的终结》（TheEndofPoverty）。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根据萨克斯的估计，如果从年到年间，富裕国家每年拿出亿美元来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到年时，贫困问题将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言信心满满，但这一观点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学者表示了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尽管富国劳命伤财地对穷国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弭贫困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反而让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并特意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TheWhiteMan’sBurden）。在另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Aid）畅销书中，曾供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Moyo）也表达了和伊斯特利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但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会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它们经常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作为顶尖的学者，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尽管争锋相对，但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发现这门学科基本是无所不包的：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到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早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年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年获奖的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