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最近北京一系列“休克疗法”式的城市治理引发的震荡格外剧烈。由此浮出水面的是，城市的空间权利和空间正义由谁来参与，谁来决定。
激起震荡的第一颗石子是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一起突如其来的火灾。事故发生在靠近南六环的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处聚居了多人的集生产、仓储、居住于一身的“三合一”公寓里，造成其中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随即展开了针对隐患群租公寓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而且限定“紧急清退，限期五天”，逾期不退则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迫使很多打工者连夜寻找住处，或不得不举家离开北京。
被清退的新建村（王珊摄）
清退之外，各种风貌治理也不断深入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比如为了“亮出天际线”，北京开始集中清理建筑物上的牌匾，甚至规定“3层以上只能安装一块牌匾标识”，以致有人无奈调侃：“没有了那块熟悉的招牌，迷路怎么办？”还有封堵“开墙打洞”，初衷是整治90年代遗留下来的“居改商”问题，但同时伴生着对一些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区活力的损伤。
北京科技大学牌匾被拆除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此形容这一轮城市清退措施。“灰犀牛”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Wucker）在年提出的，形容一种大概率的潜在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对于极其罕见、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的危机其实大多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常常被忽视，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那样——灰犀牛体形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时看似毫无威胁，而一旦它狂奔而来，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灰犀牛”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或者金融领域，而如今看来，社会领域尤其是城市领域的灰犀牛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中立的物理场所，而伴随着城市持续性的拆迁和改造，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的竞争，由此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当城市的粗放发展期过去，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更会触发新的空间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大城市中空间不平等的问题尤为突出，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也引发了旨在争取“空间正义”的都市社会运动的出现。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他同时提出了“市民权”的概念，即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以及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空间正义”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在年曾经论述“中国盒子”问题，他指出社区层面的民主最容易实现，但这一层面享有权力的机会最少；越往上走，权力越大，但是民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在城市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治理都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力量较弱，公众参与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城市中正义价值的缺失和损害，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公问题，例如空间的剥夺与隔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资本化等等。
空间正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落脚城市”，或者说是城市里的“飞地”。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类飞地常常被视为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或者都市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纳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在世界各大城市“块茎型”空间体系中，城中村、地下室、桥洞等灰色空间，并不存在于繁华的城市中心之外，而是直接内嵌在城市中心内部的死角中，也是城市秩序最为脆弱的标靶。对于这些“落脚城市”，是直接暴风骤雨般地“一刀切”，还是寻求多方参与和共生的精细化治理，是对一个追求精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城市政府的一大考验。
城市里“有序”都是好的、“无序”都是不好的吗？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的工作室就设在方家胡同里，他原本是被胡同生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吸引而迁入，近一年却目睹了封堵“开墙打洞”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以前他骑车穿过胡同时，可以碰上卖菜的、卖花的、剃头的、晒太阳的，现在那些熟悉的门脸都封上了，一切都干干净净的。“真干净啊！混乱的东西没了，有趣的东西也没了。”他提出，这些历史形成的“违章建筑”既然长期存在，就蕴含着合理性，能不能把问题变成答案——“向违章学习，向无序学习”？
某种意义上，在基于“落脚城市”的建设性实践中才能发现空间正义，并有可能实现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周子书这几年一直针对北京的地下空间进行社会创新实验，在其中创立了“地瓜社区”。
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在“地瓜一号”——改造前的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黄宇摄）
最初引起他